文学

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梁羽生梁羽生，原籍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梁羽生是公认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其代表作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等。在评价自己的武侠创作地位时，梁羽生曾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文人理想的寄托——《儿女英雄传》《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在书中，作者虚构了一个理想的故事：清康熙、雍正时，清官安学海遭贪官陷害，其子安骥为救父难只身远行，于途中遭人算计，为侠女何玉凤（十三妹）所救。何玉凤说合安公子与同时被她救出的民女张金凤成亲。之后，何便隐遁避世。安父为报十三妹之恩，挂冠辞官，四处找寻，终于澄清何玉凤的身世原为将门之女，何玉凤也从安父那里得知自己的身世，此时，其父仇人已被朝廷所除，大仇已报。何在众人劝说下，终改决意出家为父母守丧一生之言，也嫁与安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指出无产阶级在与封建宗法思想进行斗争的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各种文学艺术思潮流派，要联系实际进行正确的分析，“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新青年之新宣言》)。党的一些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沈泽民、蒋光慈等，遵照党的纲领精神，以党、团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中国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为阵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明确提出要创造革命的文学，要文学为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认为这种文学一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无情地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加深人们对它的认识，激起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一是要充分表现民族的伟大精神，提高民族的地位和自信，以革命思想促进人们的革命觉悟，提高斗志，以便能够自觉地勇敢地去从事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运动，彻底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他们强调作家必须接触群众生活，从事革命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革命者的思想感情，才能取得革命文学的创作材料，才会写出革命的文学。在这类文学主张里，还对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关于文艺的阶级性等，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论断，批评了唯心主义的观点。他们还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号召进步的文艺界，要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进行斗争，为社会改造和国民革命的发展而努力。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虽然并不完整和系统，甚至有缺点和错误，他们倡导的“革命文学”在当时也未形成运动，但毕竟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文学问题的最初探讨，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萌芽时期的可贵收获，它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新发展和无产阶级对新文学领导的加强，对于促进作家革命世界观的建立，促进新文学的健康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对他的生年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十岁学习先秦古文，后跟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属今文学派)，又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属古文学派)，二十岁时开始了他的旅游生活，足迹遍至江、淮、沅、湘、汶、泗、齐、鲁、邹、峰、鄱、萨、彭城、梁、楚。后达川、滇一带。他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使他有条件饱览“石室金匮”之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遵父遗命，编辑《史记》一书。后李陵与匈奴作战，寡不敌众，失败而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惹恼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史记》的著述。他的卒年已不可考，大约在武帝末年，享年六十左右。《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最初只叫《太史公书》，后来一变为《太史公记》，再变为《太史记》，东汉桓帝(147－167)时，才简化为《史记》。此前，“史记”二字是一切史书的通称；此后，“史记”二字就专指司马迁所作《史记》了。《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把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综合于一书，使各体之间各有侧重，又有内在联系，详此则略彼，从而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本纪，用编年的形式记载各朝代和帝王大事，是全书的“经”，等于“总纲”，《秦始皇本纪》以前各本纪按朝代记，以后按帝王记，这是由于近世材料多，远世材料少所自然形成的。表，就是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大事件和在列传中不便记载的人物活动。书，是一种系统记述典章制度的体裁，也可说是分类史，《汉书》改“书”为“志”，以后绝大多数“正史”记述典章制度的部分，都称“志”了。世家，是记公侯的，孔子不是公侯，也列为世家，是由于武帝尊崇儒术，司马迁景仰孔子之故，陈涉是农民起义领袖，也列为世家，反映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评价之高。列传，是记重要历史人物的，有一人一传者，有两人或几人合传者，有以人物性质相同或相近而做类传者，还有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进行记载的传记，列传可看成《史记》的“纬”。有纪有传，经纬交织，便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面叙述。《史记》一书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崇高地位：一、对历史编纂学的巨大贡献：它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之例，《史记》叙事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是古代第一部贯通古今的大书。而所创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对后代影响深远，清人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把当时他所能看到的书都参阅了，引用了《尚书》、《国语》、《世本》、《左传》、《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参看了皇家档案秘藏收集传说故事，亲自调查采访，从而保存了许多古代珍贵材料，特别是对战国、秦、汉历史叙述更详，价值也更大，对于所收集到的材料，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如对黄帝的传说就不轻易相信，对考证不准的史料就采取“疑则传疑”的态度，从而使《史记》成为一部“良史”。二、具有进步的史观：司马迁自序作史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对当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官学是一个勇敢的挑战。对农民起义进行了热情歌颂，陈涉未封公侯而入“世家”，这表现了他不同世俗的精神，具有人民性。评价人物实事求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今上汉武帝，敢言其过，对汉高祖刘邦敢揭露其贪财好色，诛杀功臣，对项羽则以饱满的笔触描绘其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并把项羽列入“本纪”与皇帝等量齐观，对项羽坑杀秦卒，分封诸侯，刚愎自用，军败身亡而不知悔，还说“天亡我”等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其它历史人物都“善恶并书”，说明《史记》不愧是一部“实录”。《史记》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专辟“货殖列传”“平准书”，阐述工商业的重要，他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又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否定天命鬼神的作用，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怀疑，对统治阶级求长生不老药，寻仙求神表示否定。《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型，语言通畅形象，《史记》所依据的史料多是先秦古文，诰曲聱牙，司马迁都改成了汉代通行的语言叙述，还采用了大量的口语、歌谣、谚语、俗语。《史记》也善于刻画人物，注意用典型语言、典型事例刻画不同的人物，所爱所憎，在叙述之中自然表现出来。《史记》叙事条理秩然，在全书布局上，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不同形式的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从而便于概括历史全貌，对面貌各异，千差万别的人物，用类传的形式进行叙述，在材料安排上详此略彼，许多地方都注意交代清楚，用“事见某篇”“语在某篇”的交代，免去不必要的内容重复，使人感到全书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整体。《史记》毕竟是一部封建史书，还不能摆脱“帝王授命于天”的束缚，对于封禅、改制度、易服色一套统治阶级骗人的伎俩，书中明显表示拥护的倾向，也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认识社会的方法论，材料之间也有互相牴牾之处。《史记》一百三十篇，在司马迁死后，有录而无书者十篇，这就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付靳蒯成列传。后来由褚少孙、冯商、杨雄、刘歆、阳城衡、史孝山等人将十篇续补上，十篇之外亦有所补，究竟谁补了哪些已不清楚，只知道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是禇少孙所补，因为这都标有“褚先生曰”字样。《史记》注本，今存三家，裴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索隐》三十卷，张守节《正义》三十卷，原来各本单行，宋代刻本始将三家注分列《史记》正文之下，现在《史记》以百衲本为最善，中华书局刊印的标点本，经过精心校刊标点、是最便阅读，也是最流行的本子。日本人泷川龟太郎(资言)所撰《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取清代学者有关考证文字八十四种，日本学者注解十八种，合注而成，搜罗广，功夫深，可供参阅。近年，我国涌现一大批《史记》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见解颇多。

雄浑流丽，步骤中程——元诗四大家“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

梁漱溟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作。1922年初版。梁漱溟的思想实际上是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中国孔孟的唯心主义哲学相融合的产物。在该著作中指出，所谓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4页下引只注页码)。在梁漱溟看来，宇宙与生命、意欲等是一个东西。人们“生命”、“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的相续状态，才构成了宇宙，构成了世界。换言之，人们的“生命”、“意欲”等是第一性的，而宇宙世界是第二性的。显然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西河竹马的解释？西河竹马的典故与出处 参见〔郭伋还州〕。北周·庾信《谢赵王赍马并繖启》：“北部丹帷，更须高卷;西河竹马，即已郊迎。”

夏虫疑冰的解释？夏虫疑冰的典故与出处 《庄子·秋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后以此典形容人见闻短浅，不可理喻。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哂夏虫之疑冰，整轻融而思矫。”南朝梁·张绾《龙楼寺碑》：“盖闻井鱼之不识巨海，夏虫之不见冬冰。”

羊续悬枯的解释？羊续悬枯的典故与出处 《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吴·谢承《后汉书》：“羊续好食生鱼，为南阳太守，丞侯俭贡鲤，续受而悬之一岁，俭复致一枚，续乃以所悬枯鱼以示俭，终身不复食鱼。”后以此典称颂宫吏廉洁拒贿。《陈书·宗元饶传》：“求粟不厌，愧王沉之出赈;征鱼无限，异羊续之悬枯。”

湛碧是关于描写水的词语.湛碧湛碧的拼音：zhan bi 水清澈碧绿的样子。清·潘耒《游罗浮记》：“池在乱石间，径三尺许。渟泓湛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