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嘉铨致仕后替父亲上书请封，为何会引发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极为严重，而“尹嘉铨案”便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尹嘉铨本是乾隆年间的普通官员，不仅擅长做学问，对程朱理学极有研究，而且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尹嘉铨原本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已经致仕，结果就因为替父亲上书请封，结果不仅自己丢了性命，所著书籍也尽被销毁。

　　尹嘉铨乃直隶博野人，乃乾隆年间的吏部侍郎尹会一之子。乾隆元年(1736年)时，以举人身份入仕，先为刑部主事，后升任郎中，官至大理寺正卿。由于善做学问，后被授予稽查觉罗学主管，用以监督皇室子弟学习。

　　他向乾隆建议让八旗子弟读朱熹的《小学》，被乾隆皇帝批准，之后他又将《小学》加疏，增加《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及《后编》二卷合为《小学大全》，受到乾隆帝的嘉评。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十岁的尹嘉铨致仕，返回老家养老。虽然尹嘉铨的三品官，在京城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回到地方之后，却绝对算是大佬级人物，因此极受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尊敬。

　　同年三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按照惯例，皇帝在驾临某地之后，往往会接见一下当地官员、致仕官员和士绅名流。尹嘉铨本就是刚刚致仕，再加上善于治学和著书的他常以“当世名儒”自居，心想怎么着也该得到皇帝的召见吧，结果等来等去，却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

　　对此，还没有适应退休生活，还沉浸在地方官员和百姓恭维声中的尹嘉铨自觉很没有面子。思来想去，尹嘉铨灵机一动，便拟就了两份奏折，为老爹尹会一请求“赐谥”和“从祀”孔庙，并让儿子送到皇帝行宫去。

　　要知道，无论是请皇帝赐予谥号，还是“从祀”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按照清朝的规定，只有一品官员去世后，皇帝才会赐予谥号，二品官员想要得到谥号，必须要有突出贡献，获得皇帝的特批才行。而“从祀”更了不得，乃是指入祭孔庙，跟着孔子一起享受后人的祭祀，纵观整个清朝，有资格“从祀”的也仅有五人。

　　虽然尹会一官至吏部侍郎，为从二品，且以治学和著书出名的他，在士林间颇有声誉，但也远远达不到“赐谥”和“从祀”孔庙的标准。

　　尹嘉铨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不过在他看来此举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如果皇帝同意了，那面子肯定是大大的有了，就算皇帝不同意，应该也会召见自己吧，那面子也是找回来了。就算惹得皇帝不高兴，念在自己出于孝道的份上，也不会因此惩处自己才是。

　　然而，尹嘉铨怎么都没有想到，乾隆帝看了他的奏折后，直接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随后下旨将其“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著述。

　　清朝的“文字狱”本就极为出名，仅乾隆帝在位60年，制造的“文字狱”便多达135起。尹嘉铨父子平生本就极善著书，在如此大背景下，其下场可想而知。

　　当时，乾隆命大学士英廉牵头，查抄尹嘉铨父子所有著作，从中甄别是否有悖逆之言、谋乱之语。英廉于京城搜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封、书板1200块，而直隶总督袁守侗又于其原籍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派人送往京师交英廉检阅。

　　为了仔细甄别，英廉特意精选了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且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对尹家藏书详加察勘。要知道，“文字狱”这种事情，如果要牵强附会的仔细深究，又岂能找不出证据，经过半个月的仔细甄别，果然从中发现了130多处悖逆文字。

　　尹嘉铨被押抵京城后，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询问，前后被提审了多达十七次。尹嘉铨对于“文字狱”自然并不陌生，因此对于提到的罪名，不敢有任何抵赖，只能迂回辩解，希望能够减轻罪名。

　　例如，他在《尹氏家谱》中提到“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并称其母亲去世为“薨”，这显然是僭越。尹嘉铨便解释，自己这么写，只是因为古人的书上就是这么用的，自己没有细想就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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