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丝是我国知名的传统乐器，葫芦丝被誉为葫芦上的钢琴。葫芦丝的历史较为悠久，其渊源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它是由葫芦笙演进、改造而来的。在构造上仍保持着古代乐器的遗制。其两支副管不开音孔与古箫一样，可用于发出持续的五度音程。但它的主管已开有7个音孔，与后来的箫、笛非常相似，又显示出它在历史上的激进。

三十年代的戏剧运动与创作，在继承“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戏剧传统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左翼戏剧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自觉地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服务，各个革命进步的戏剧团体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戏剧创作上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钟仪南音的解释？钟仪南音的典故与出处 《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后以此典表现人困处异乡，怀念故土。晋·枣据《登楼赋》：“钟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声。”唐·柳宗元《凌助教蓬屋题诗序》：“与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获者，异日道也。”

张仪是怎样的人张仪，生年不详，是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而实行的合作。国共两党商讨第二次合作始于1936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停止。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基本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方针。中国共产党于2月10日致电该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迫在眉睫。7月15日，共产党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及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一、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宣言中向全国宣布：一、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赴前线抗日。几经磋商，终于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这个宣言。23日，该通讯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是元宵节。 元宵节的节期为正月十五日,又名元夕节、上元节。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来自于宋代欧阳修所作的《生查子·元夕》。 《生查子·元夕》全诗为：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白话译文： 去年元宵灯会，佳人有约，两情相依，情话绵绵。今夜明月依旧，今人花灯仍在，而佳人却无处可寻，不禁潸然泪下，花、灯、月、柳，爱的见证，美的表白。 物事人非，世事难料，情难如愿。缠绵悱恻的美丽韶华，惹愁生恨的元夜，牵动人心的最是那凄怨、缠绵而又刻骨铭心的相思。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文学沉思录》 本书为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的文艺理论论文集，其中收辑了他在1976—1982年所写的17篇文章。其中有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如《龚自珍思想笔谈》、 《韩非论稿》;有读书札记，如《读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札记》、《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有人物回忆，如《记熊十力先生》、 《记韦卓民先生》等等;而更多的则是作者在中国处于伟大转折时期对一些重要文艺问题的思考，如《文艺理论体系问题》、 《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等，显示了作为一位理论家思维的敏捷性与深刻性。文集中的理论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问题。在我国建国后的文艺理论体系构建中，存在着借用苏联模式的倾向，过分注重文艺与外部存在的关系，对文艺本身的规律、特点的研究却不够深入，既没有很好地吸取西方文论的精华，也没有把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精萃融进现代文艺理论中来。作者认为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打破传统的框架，在科研上搞“综合研究法”。针对当时刚刚突破“四人帮”思想上的专制，作者着重谈了在文艺理论界几个突出的问题，不论对理论的深入研究，还是指导文艺审美实践，都很有意义。比如，针对实用主义的影响，强调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针对社会上文艺欣赏中存在的问题，提倡文艺理论工作者也要象艾思奇早年写《大众哲学》一样，也写一部《大众文学》的启蒙书，以提高读者的鉴赏力，使《安娜·卡列尼娜》、 《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不至于被曲解，甚至蒙受不白之冤。文学需要启蒙，同时对那些高级读物也不能象通俗读物一样看待，一样要求。为了使文艺得到健康的发展，书中谈到，必须注意党的文艺政策与文艺规律的一致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文艺的“二为”、 “双百”的方针。 “写作要有自由，这是艺术规律”，但自由不等于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效果必须考虑，这是作家的责任。”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是经得住考验的。为了说明问题，作者以黑格尔的《美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详细地论述了这两部书在体系上的特点，希望人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倡导。②关于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这是文艺理论界既古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从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作品的表现对象与文学的真实性，作家的思想与表现方式等不同侧面，全面地阐述了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作者认为，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不能分开，在作家的思想与文学的真实性之间，思想是关键。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本质的内涵，“在文学创作上，用写本质去代替写真实，那结果往往是以牺牲本质所不能包括的现象本身所固有的大量成份作为代价的。”这样势必剥去文学机体的血肉，使之变成只剩筋骨的干瘪躯壳。 “茶素不是茶，酒精不是酒”，不能抛弃生活现象形态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去谈文艺真实，要透过生活现象去显示本质，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从这个基点出发，作者在《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一文中，还谈到了文艺批评不能作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判断，不能把历史上作家的阶级局限性视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与人民的要求愿望是一致的， “在某种情况下作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阶级的制约，不受阶级观点的局限”。③关于对文学新形式的探索。面对新时期文学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形式，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支持突破、 创新，但反对脱离生活，反对生搬硬套。不注重人物形象，不注重生活意义，单纯求异求胜、追求形式，必将把文学引向死胡同。在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要继承，也要创新，对古代和西方的东西， 要辨认、识别、取舍、融化，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形式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自然地从灵魂里涌出的。不要丢掉现实主义的传统，要创造“站着的文学”。

中国民族乐器常按演奏方式分为吹拉弹打四大类。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对传承乐器的音质不纯、音律不统一、音量不平衡、转调不方便、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不统一、在综合乐队中缺少中低音乐器等不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涌现了许多成果。

书名。又称《汲冢纪年》、《汲冢书》。它是战国时魏国人所作的编年史书。司马迁时代未见到此书，晋太康二年(281)河南汲郡(今汲县)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发现了数十车长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大部分都在盗墓时用来照明烧掉了。余下部分有《纪年》十三篇，经束皙、荀勖等当时的学者鉴定，知道是古史书，所记内容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周宣王以后，只记晋国事，晋三分以后，又特记魏国事，至魏襄王二十年称“今上”，可见这书是魏襄王时人所作。书中以夏正纪年，以建寅元月为岁首，其文字用古籀，体裁为编年，记事简短如《春秋》。这书发现以后，为历代学者所重视，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欧阳洵的《艺文类聚》，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几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逸》，鲍彪的《战国策注》，顾炎武的《日知录》都引证它。但是唐朝以后，人们就看不到它了，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到了明代，又出现一本《竹书纪年》，据学者考证可能是天一阁主人范钦根据各种古书引征古本《竹书纪年》辑录的，但有些删削，也有伪造。古本、今本有何区别?(一)古本叙事起自夏代，今本叙事起自黄帝。(二)古本用夏历，今本用周历。(三)古本说“夏年多殷”，今本殷年反多于夏。(四)古本有“益干启位，启杀之”，“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今本俱无此说。(五)《梁书·沈约传》、《隋书·经籍志》都不曾提到沈约注《竹书纪年》，今本所标沈约注语，多采用沈约《宋书·符瑞志》的话，这足证今本是伪托的。《竹书纪年》既为战国时人所作，因此所记战国时事就比较正确，其中有些材料与《左传》所记相一致，司马迁写《史记》未见到此书，它可以纠正《史记》的一些错处。《竹书纪年》中舜囚尧，夏年多殷，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与《经传》、《史记》说不同，这些不同恰好说明《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清代学者对《古本竹书纪年》作了辑佚工作，成绩很大，著名的有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路、军、府、州”各指什么“路”、“军”、“府”、“州”，是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